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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彩票大赢家
                                          发稿时间:2020-07-06 22:56:28

                                          李前大法官还说,行政长官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因此不适宜指定法官。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由总统担任,但这并不影响他行使提名和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这里必须说清楚,行政长官并非针对具体案件挑选法官,具体个案中由哪位法官负责审理是由司法机构按程序决定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行政长官被基本法赋予了“双首长”的地位和职责,是特区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由她或他来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而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本身就是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足20人。不断递减的幸存者的数字令人揪心。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发表了他的看法,主要认为,该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随即,呼应此一观点的声音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某些学者乃至某些立法会议员当中陆续发出。看来,李前大法官的观点有其代表性。对这样一个涉及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严重指控,我们不能不依据基本法作出回答。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最后我们想说,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之所以提出了一些违反基本法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共同宪制基础。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把香港的宪制秩序及其基础搞明白,有共识,这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就要认真地学习基本法,同时要认真地学习宪法。把宪法和基本法关系搞清楚,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每个打算以香港为家,建设香港新家园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且身居要职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其次,英国、加拿大反对俄罗斯加入。在此次特朗普提出俄罗斯回归之后,英国方面首先表态,准备使用否决权阻止俄罗斯加入,除非俄罗斯停止其“侵略性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指出,俄罗斯“仍然不尊重和无视国际规则”,因此,应被排除在G7之外,日后也将如此。

                                          “扩容”一石激起三层浪

                                          首先,日本反对韩国加入。据日本共同社爆料,多名日本外交消息人士证实,日方已向美国政府传达反对韩国加入的想法。日本政府认为,韩国文在寅政府将缓和韩朝关系视为优先事项,与G7国家理念不同,因此提出应继续维持现有G7体制。由于G7扩员需得到全部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达成,因此如果日本坚持反对,韩国要加入G7基本没有希望。韩国也不甘示弱,面对日本指责,韩总统府一位官员痛骂“日本的无耻程度居于世界一流水平”。

                                          俄罗斯于1997年加入,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七国集团成员拒绝以八国集团形式举行会议,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俄罗斯被“开除”。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图片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